不一樣的一年

  

　李太太和其他香客是有一些不同的，她在寺裡待的時間比較長，有時候還會住上一兩天。
　　我們的客房並不在寺院裡面，而是在寺院外不遠的地方。
　　有次李太太在佛堂裡看到了戒痴，下午便問智緣師父，寺廟裡那個很可憐的小和尚是誰?
　　智緣師父很奇怪，不知道為什麼李太太覺得戒痴很可憐呢?
　　李太太說︰“你看，小和尚的衣服都破了。”
　　其實，並不是寺裡窮得沒有錢給戒痴做衣服，而是戒痴太調皮，在寺裡上上下下地亂跑，有時候，還跑到茅山裡爬樹摘果子，從樹上摔下來很多次，卻執意不改，給他做的新衣服沒有一件不被很快穿破的。寺裡沒有條件給他經常做新衣服，智惠師父看見了就幫他補補，沒有看到，他便穿著破衣服在寺裡亂跑，有的衣服甚至連袖子都少了一只。
　　這次有施主指了出來，師父便交代戒嗔給戒痴找套新的僧袍穿上。
　　下午去給戒痴換衣服，交代他以後不要再穿破衣服亂走動，這樣影響不好，進香的施主們會以為我們寺欺負小和尚的。
　　戒痴張著手，讓我幫他穿衣服，手腳兀自不老實地在新衣服上拉扯。好不容易替他換上新衣，戒痴忽然問我，上午那位可憐的太太是誰?
　　戒嗔也很奇怪，追問了幾句，才發現戒痴口中的可憐太太居然說的是李太太。
　　李太太的衣著講究，身上看起來總是金燦燦的，脖子上的項鍊的成色比佛像上的金漆還要貨真價實，我實在看不出戒痴有什麼可以可憐李太太的地方。
　　戒痴說，你看她雖然衣著華麗，但她的眉頭一直緊鎖著。
　　有時候，看一件事物的方法確實很奇怪，即使是評價同一件事情，又即使在同一個角度望過去，目光如果落在李太太眉頭上就會覺得她很可憐，如果落在李太太的衣物或金鏈子上，可能反而就覺得自己可憐了。
　　或許我們對任何事物都不應該盯著它的某一點看。用自己的長處看別人的短處，容易讓你滋生無謂的自大情緒，若看到別人的長處恰恰是自己的短處，或許又會讓自己覺得自卑，惟有看清了所有，才能正確地評價自己，自大和自卑也不會出現了。
  

　　魯迅先生的相貌長得不一般。這張臉非常不買賬，非常無所謂，非常酷，又非常慈悲，看上去一臉清苦、剛直、坦然，骨子裡卻透著風流與俏皮……可是他拍照片時似乎不做什麼表情，就那麼對著鏡頭，意思是說︰怎么樣？我就是這樣﹗
　　魯迅的時代，中國的文藝差不多銜接著西方十八、十九世紀。人家西方十八、十九世紀文學史，法蘭西人擺得出司湯達、巴爾扎克的好樣子，英國人擺得出哈蒂、狄更斯的好樣子，德國人擺得出歌德、席勒的好樣子，俄國人擺得出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樣子，20世紀的印度還有個泰戈爾，也是好樣子── 現代中國呢，謝天謝地，總算五四運動鬧過後，留下魯迅先生這張臉擺在世界文豪群像中，不丟我們的臉。
　　而且魯迅先生非得那麼矮小，那麼瘦弱，穿著長衫，一副無所謂的樣子站在那裡。他要是長得跟蕭伯納一般高碩，跟巴爾扎克那麼壯碩，便是一個致命的錯誤。可他要是也留著於右任、張群那樣的長胡子，或者像吳稚暉、沈鈞儒那樣光的腦袋，古風倒是有古風，畢竟有舊族遺老的氣息，不像他──他長得非常地 “五四”，非常地“中國”，又非常摩登︰“五四”中國相較於大清國，何其摩登，可是你對比當年頂摩登的人物︰胡適之、徐志摩……魯迅先生的模樣既不洋派，也非老派，他長得是正好像魯迅他自己。
　　我記得20世紀70年代《參考消息》報道聯合國秘書長見周恩來，嘆其風采，說是在你面前，我們西方人還是野蠻人。這話不管是真心還是外交辭令，確是說出一種真實。西洋人因為西洋的強大，固然在模樣上占了便宜，可是真要遇見優異的中國人，那種骨子裡的儒雅凝練，那種“高貴的消極”的氣質，實在是西方人所不及。這也好比中國畫的墨色，可以將西洋的七彩給比下去。你將魯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樣擺在一起比比看，真是文氣逼人，然而一點兒不囂張。
　　有人會說，這是因為歷史已經給了魯迅莫大的地位，他的模樣被印刷媒體引用了七十多年，早已先入為主成為後世公眾的視覺符號。是的，很可能是的，但這形象效應是互為因果的︰時代凝視這形象，因這形象足以換取時代的凝視，這乃是一種大神祕，儼然宿命，而宿命刻印在模樣上──托爾斯泰那把大胡須，是應該寫寫《戰爭與和平》；魯迅那把小胡子，是應該寫寫《阿Q正傳》；當托爾斯泰借耶穌的話對沙皇說︰“你悔改吧﹗”這句話與托爾斯泰的模樣很般配；當魯迅隨口給西洋文人看相，說是“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副苦相、尼采一副凶相”，這些話，與魯迅的模樣也很般配──大家要知道，托爾斯泰和魯迅這樣的說法，驕傲得很呢﹗他們都曉得自己偉大，曉得自己長得有樣子。那年蕭伯納在上海見魯迅，即稱揚他好樣子，據說老先生應聲答道︰早年的樣子還要好。這不是魯迅會講話，是他看得起蕭伯納，也看得起他自己。
　　在最高意義上，一個人的相貌，便是他的人。